余的贵州札记丨再也回不去的母校（有声版）-凯发k8国际首页

2022年，《余的贵州札记》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。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，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。

当年，我的母校雄踞于贵阳市文化路的一片高地，它在“仙人自去来”的雪涯洞之上，隐身俯瞰着南明河畔的山光水色。斜坡上的校门，虽设而常关，透出学府素无车马喧的尊荣。

贵阳南明河上景观，民国时期 图片选自《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土地变迁契约文书》

这就是贵阳师范学校。贵师校门里面是四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，当年能够住在这样的楼里，觉得自己顿时气派起来！而且住宿不设门槛，想住宿的学生都分给一张床榻。这让进入普高的同学艳羡不已。

宿舍在二楼，那楼板轻踩无声，重踩吱嘎；善乐舞者，可以踏出乐感来。寝室之间虽有板隔，但熄灯后便自动撩开了跨室神侃的序幕。这对于成年人，也许嫌吵；但对于十几岁的孩子，却是美妙的青春乐趣。安静意味着沉寂，上课已经安静得憋不住，回到寝室，就把安静甩到爪哇国去了。喧喧动四邻，乃是一些年轻心灵的天性。到得夜深人静时，耳朵能够穿墙透壁，捕捉到邻室同学最微妙的梦呓。这成为第二天的“早餐佐料”。不住校，哪有实感，哪有如此欢愉呢？

幼师同学欢送黄老师下乡 摄于1957年

教室是砖砌的二层三合院。各班同学上课不见下课见，姓名不一定清楚，但绰号大多能详。只是各藏于心，不到时辰，互不搭理也不招惹。

幼师同学

我考入贵师时心情复杂，因为我被分配到1949年后首招的中幼师班。后来听闻，我们班的四十多位同学，是班主任老师在录取的中师女生中，用照片看颜值挑选的。这个标准，一浪荡出千层波。有的自傲、欣悦，有的迷惑不解，有的不以为然。我也许走得更极端一点，认为自己投身教育事业的理想受到轻黩，顿生转学之念。只是一番蹦跶后，再而三，三而竭，因转学无望而作罢。好在少年人的爱好就像捏面人儿，捏悟空还是捏八戒，也就一念之差。经过三年的修炼，我也随大流成了一名上得了幼儿课堂的老师。

作者在贵师附小幼儿园实习

1956年，语文课分为《文学》《汉语》，只试行了一年，就寿终正寝了。但这一年色彩斑斓的的文学课堂，让我眼界大开，永生怀念。

作者在贵师附小幼儿园实习 摄于1959年

《文学》课从《诗经》讲起，一色的古典作品，可算得我后来上中文系所学教材的“精简版”。《关雎》一课，我们听了窃笑。可王裕兴老师讲得特别投入，全然不在意课堂秩序。王老师有时昂首朝天，有时俯身向地，声情并茂，旁若无人。我不知不觉被讲课吸引，盯着王老师，口吟心诵，别无旁骛。后来回想，这种“听否自便”的教学，有一种中学教育从没见过的自由风范，甩掉了我自初中起就如影随形的“课堂多动症候群”，让我在课堂上肃然端坐，注目凝神，似乎像个学生的样儿了。王老师还不知不觉中在我心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，让我受益终身。王老师一生与我班同学保持着亲密联系。

王裕兴老师 （王晓卫 供图）

王裕兴老师一家 （王晓卫 供图）

王裕兴老师全家福 （王晓卫 供图）

上《汉语》课的徐泽民老师，则风格迥异，他讲课的逻辑性很强，寥寥数语，就能将繁复的概念阐释得特别清晰，洋溢着科学精神。把一门枯燥的《汉语》课讲得中专生愿学能懂喜爱，真非易事。他上课的结束语常常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分秒精确绝不拖堂，了不起的时间艺术家！我后来教过三年书，一直想追求这种精确性，却很难践行。徐老师寿及鲐背，一生极为低调，功不留痕。临终前，焚烧了自己一生的照片。

幼师学习小组同学 摄于1959年

幼师突出音乐舞蹈美术及其教学法的课程，每周各有三节课。方策老师是作曲家。他有一次讲述自己作曲的“灵感”，说灵感也许就生发于拿起牙刷的那一瞬，他立即扔下牙刷就去写曲子，把我们引入了神秘的音乐殿堂，还兴致盎然地作起曲子来。那些时日，我每每拿起牙刷，就特别在意有无“灵感”惠顾，可“灵感”从不搭理我，我一无所获。方老师偏重于教授中国民歌，还给我开过“小灶”，教我唱《小河淌水》《赶马调》，但我自知嗓音不适合唱民歌，这方面的天性愚钝，学了几次就知难而退了，自觉负疚于我所崇敬的方老师。

印度舞

花灯舞元宵观灯 摄于1957年

二年级以后，是北京下放来贵州的沈伯斐老师教音乐，她慈霭的面容，还有那高而直挺的鼻梁，真像我幼时见过的圣母玛利亚画像，让我对她有一种莫名的爱戴，这感觉只能秘藏于心。沈老师偏重于教授《春之歌》《含苞欲放的花》等外国民歌，这让我对音乐课渐入佳境，并学会了“科学发声”，即后来所称的“美声唱法”，终身受用。到1958年，她的教学风格来了180度的大转弯，教了另一种风格的歌，比如《小高炉遍地开花》，歌词直白，曲调简单，被同学们谐谑作态地传唱。毕业四十周年聚会，沈老师已是耄耋老人，她来了。我们全班同学迎着她唱起了“啊，春来了春来了春来了……”她的歌，就是我们的春天！她慈祥的面容上，双眼眯成一道缝，连夸“好！好！”但当我们接着变调唱起“小高炉”时，她缓缓摇头，喃喃自语：“我当年教的这首歌不好，不要唱这首歌了……”其实，对每一位教师来说，1958年大跃进的“教改”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坎，不想回溯，有时却不得不面对。

学钢琴

美术课和美术教学法，是陈德安老师上课。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头，我们心里把他当个“妈”，对“陈妈”可以无话不说。看到一段漂亮的花布，不知做裙子好看吗，也会问问陈妈。他是老贵阳人，上课坚持说“折耳根味”特别浓郁的贵普话：“先画一个圆裸裸，再加一笔嘿（黑）颜色，再加一笔六（绿）颜色……”成为我们课余的相声段子。陈老师教授的绘画诀窍，让我这样本不具美术天赋者，也能胜任幼儿园的图画课。

我们在文化宫看美术展览

真正的重头专业课《幼儿教育学》，是宽厚、儒雅的贾复华校长任课，足见校方对这门课程的重视。这门课用的是苏联教育家苏罗金娜的教材《学前教育学》，大砖头似的一个译本。贾校长根据我国幼教实情，择要点讲述，略去了一大半。而我的好奇心，偏偏钻进了那些在课堂上略过不讲的、与中国国情有异的部分，它深藏于我心之一角，不时还会发酵。

演出自编话剧《我们的事业》 摄于1959年

一是苏联儿童在幼儿园里，冰天雪地时，仍坚持将眠床置于露天午睡，这种体魄太惊人了！我后来上大学时，从未冬泳过，却被动员参加花溪地区的冬泳赛。几番纠结，我眼前不觉泛起那个想象中的幼儿卧雪画面。我在贵阳这无冰的冬日，万般畏惧花溪河水，情何以堪！终于闭着眼睛咬紧牙关下了水。二是那本“大砖头”上写，幼儿园家具不上油漆，不施颜料，保持原木本色。让孩子从小具有自然朴素的审美观。这个我读进了心里，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依旧对不上油漆的地板和家具情有独钟，引入自家的书房与客厅。我其实毕业后没有从事幼教工作，但《学前教育学》那本“大砖头”的一些细节，竟不知不觉中影响我的大半人生。

参加工作一周年

我的母校贵师，只能遥想以当归。